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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亚的观点是，因为宪法其他条款中的人民一词都是在所有人（all people）的意义上运用的，那么为了保持对宪法价值的统一理解，第二修正案中的人民一词必然也应作此解释。

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进步，已从侦查阶段律师禁入，到律师作为法律帮助者进入（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再到律师作为辩护人进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虽然目前律师介入程度与国际一般标准还有差距，但嫌疑人获得的司法人权保障在逐步增加，这种人权保障措施已得到司法界、法学界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11] 监察法草案第四十条不过是对第五章具体规定的总括性要求，却不在同一章的具体规定之前或之后作出规定，而在另一章中规定，逻辑上似乎不太顺畅。

同时，对监察机关犯罪调查人员出庭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即参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目击犯罪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及对侦查合法性问题出庭说明情况的相关规定作出规定。从此次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看，试点地区对启动刑事追究也十分慎重（前引山西的数据可作例证）。不过，对这些行政性强制措施的适用，法律亦应做出明确限制，即遵循比例原则，不能对普通职务违法行为适用。四是地域管辖的协调衔接。加强证人出庭，是当前实现庭审实质化进而推动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性举措，是保障案件证据质量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由于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逮捕审查机关。[5] 1979年中共中央第64号文件《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明确提出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地方政府可直接控制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在一项关于政府是否实际主导财政预算的编制、执行和调整的调查中，受访者同意率达到93.6%。

例如，应增加权力机关对审计机关及被审计机关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调取和查阅权。然而，免疫系统理论没有跳脱内部监督的框架。近年来，审计监督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做法，绩效审计、政策审计、稳增长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为国家审计机关所独有，[14]审计重点从财政财务审计向查处贪污腐败等方向转变。[1]广义上预算执行监督的对象，包括财政收支计划执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相比于事后监督，事中监督的有效性和时效性更强，更有利于纠正财政财务违规现象。预算审批及执行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权力机关可以在预算审批过程与预算执行监督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从预算草案编制即参与的事中监督的机制。

因此，行政主导型预算执行监督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重要环节。[18]有学者通过对预算执行审计结果进行分析，认为审计结果虽受被审计单位的重视，但实际重视程度与纠正效果存在较大偏差，屡审屡犯现象普遍存在。2.违纪违法的审计结果的处理。例如，1985年《关于审计机关建立以来工作情况的报告》重点在于严肃财经法纪，1986年《关于1985年审计工作的报告》依然强调审计监督在维护财经法纪、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上发挥作用。

审计工作主要目的是帮助被审计单位建立或完善财务、会计制度，还未涉及其他领域，这也从侧面反映当时制度约束力较小，灵活性较大。从监督的过程看，审计机关仍受到本级政府控制，本级党委和政府依然要听取审计机关报告，权力机关仅对结果进行监督。[19] 以审计署于2002～2017年发布的16个审计工作报告为例，统计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问题，按相应标准分为10类。审计所发现问题的主要内容载体为审计报告。

同理，按照权责统一的要求，权力机关预算执行监督权应该包含直接监督或者委托监督的权能，也包含审计机关提交的报告应该符合全面、真实、及时的要求。加强各级党委、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对审计机关的监督，各级人大常委会要把督促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工作与审查监督政府、部门预算决算工作结合起来，建立听取和审议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机制。

为了实现计划经济全面控制的要求，审计机关早期的任务及管辖对象也表现为任务多、对象广等类似特点。其中前三类问题高频出现，几乎在每年的审计工作报告中都有体现，属于典型的中央专项支付领域屡审屡犯问题。

也可以委托审计机关就专门问题进行审计监督。2.预算执行监督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提供支持。在监督的职权配置上，审计机关的地位没有改变，仍然属于各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审计机关的行政机关属性并未发生变化，审计机关与各级权力机关的联系也未加强。1996年，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做了《关于1995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19]参见欧阳华生、刘雨、肖霞：《我国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分析：特征与启示》，《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13]同前注[3]，杨肃忠，肖泽忠文，第97～108页。

[24]在目前阶段可先搁置此争议，转而追求审计机关履职的独立性，不仅是法律地位的独立，也应当包含人财物等要素独立，更应该包含事权(职权运行)上的独立。(三)预算执行问题的发现及处理主要由审计机关负责 预算执行监督的结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现的问题，二是监督所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

无论哪种问题都应该在权力机关的框架范围内处理。各级权力机关批准预算或者批准预算的调整也具有监督的功能，但因不属于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所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职权扩张反过来又限制了委托人自身的职权发挥，最终与预算制度的目的不符。在权力机关主导型制度下，预算执行监督的主体机关是权力机关，被监督人是政府及各预算执行部门，而审计机关则是受托于权力机关的第三方。

这种限制除来自上一级政府外，还应该通过地方各机关的权力制衡来实现。近几年，预算执行监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的纲领性表述，主要表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中。1996年之前，审计机关并不需要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汇报预算执行监督情况。2.强化权力机关对预算过程规范透明的监督制约。

《意见》提出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管，在县、地级市行政区划内做到了与地方性政权的结构性分离，有助于提升审计机关对本级政府的监督实效。[3]参见杨肃忠、肖泽忠：《中国国家审计体制问题：实证调查与理论辨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86～88页。

财务不独立，加之审计工作八不准的纪律尚未建立。审计机关每年向本级政府首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提交对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

作为制衡一把手财政权力的预算执行监督制度，其监督职能实际被财经小组行使，致使监督功能缺位。1.权力机关主导型预算执行监督制度在权力配置上的理想安排。

为了避免管辖权冲突情况发生，审计机关可以将违法违纪情况同时提交给监察委员会，并抄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后，此两类主体经法律法规修订后取消或者限缩。现行法律制度下，权力机关对于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主要着眼于改，而并非归责。当时，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实际集国民经济的计划、组织、控制、实施和监督等各个环节于一身。

现行预算执行监督制度体现了浓厚的行政主导色彩。[7]参见《什么是审计？新宪法为什么要规定设立审计机关》，《工人日报》1982年5月25日第2版。

《预算法》84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就预算、决算中的重大事项或者特定问题组织调查，有关的政府、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必要的材料。审计工作报告的形成过程与篇幅内容，制约着权力机关监督权的行使。

预算执行审计的基础理论是受托关系说，即权力机关作为委托人借助受托人专业力量对预算执行机关(行政部门)进行监督检查。针对非屡审屡犯问题，审计机关会按程序将审计建议和整改建议发给相应单位，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核查，无误后即告终了。